西汉王朝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广置陵县、迁豪徙民是其重要手段

汉五年正月，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开创西汉王朝！

众所周知，关中地区乃是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其社会富庶程度也曾首屈一指，但遗憾的是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血腥洗礼以后，其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却有所动摇，甚至可以算是丧失殆尽了。

定都于长安的西汉帝国能否尽快恢复关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这对西汉政权能否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而西汉王朝在重构关中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过程中，陵县这个特殊的政治机构所起到的作用则是举足轻重的。

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之长陵现状，已经是陕西省重要遗迹景点！

一、西汉陵县的由来及其特点

所谓陵县是指以帝陵、后陵为中心，为安置徙民而设置的县。陵县的设置与迁豪徙民政策的实行密切相关，早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就已有徙民之举了。诸如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秦攻灭赵后，秦王政下令迁徙赵将赵奢之孙赵兴于咸阳，并拜为右内史；秦统一六国之初，也曾下令迁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举开大规模徙民实都之先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徙民三万户于丽邑、徙民五万户于云阳，此举又开徙民实边之先河。

待至西汉王朝建立后，又开始了以诸陵为中心，置陵县大规模安置徙民的举措。汉高祖刘邦昔日就曾接受刘敬的建议，迁徙了齐地、楚地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地区，并赐予这些士族田宅土地。此后汉家皇帝几乎都沿袭其迁豪徙民政策，而徙民实陵的记录也自此不绝于书。

汉高帝刘邦采用刘敬的建议，迁徙齐地、楚地的显赫五姓到关中地区！

据《汉书》记载，景帝之阳陵、武帝之茂陵、昭帝之平陵、宣帝之杜陵以及昭帝母钩弋夫人之云陵均有徙民实陵的记载。另据《关中记》记载，惠帝之安陵亦有徙民之举，此外薄太后之南陵，文帝之霸陵以及太上皇刘太公之万年陵皆置陵邑，想来应该也实行了徙民实陵政策。

西汉王朝设置陵县的目的，在《汉书·地理志》中讲得很清楚。史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自汉高祖刘邦至汉宣帝刘洵，历代汉家皇帝均采取徙民实陵政策！

据此可知汉代徙民实陵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强干弱支；其二为奉山园（即守皇陵）。实际”奉山园”只是手段，而”强干弱支”才是真实目的。所谓强干弱支即充实关中，削弱地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汉书·地理志》把汉代徙民实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迁徙对象主要是关东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和汉初诸功臣；第二阶段的迁徙对象主要是新兴的达官显贵及高赀富人、民间豪杰。

徙民对象之所以会发生变化，这与以汉武帝为分界线的前后期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密切相关，而其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以汉武帝为分界线，西汉王朝徙民实陵政策所迁徙的对象有明显区别！

西汉陵县作为安置徙民的特殊地区，它在地理位置、机构隶属、长官爵秩、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诸方面，均与普通郡县有所不同。

例如西汉陵县的地理位置主要集中在以长安、咸阳为中心的三辅地区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其中文帝之霸陵、宣帝之杜陵在长安附近，高祖之长陵、惠帝之安陵、景帝之阳陵、武帝之茂陵、昭帝之平陵均在咸阳附近。

再例如西汉王朝的地方行政普遍实行郡县两级制，各县均隶属于所在郡。然而陵县却不隶属于三辅，而直接由中央九卿之首的太常管辖。除此以外，依照汉制而言，县的长官或称令或称长（人口在万户以上者称县令，万户以下者称县长），而陵县长官则多称令。而且陵县长官的爵秩也远高普通县令，普通县令的爵秩普遍在六百石至千石，而陵县令皆二千石，基本与郡守相等。

西汉陵县主要集中在以长安、咸阳为中心的三辅地区内！

最后陵县的人口数量及其构成也与普通郡县不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城长安的人口大约是25万左右，而茂陵县的人口则是28万左右，长陵县的人口也有18万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人口众多往往是诸陵县的显著特征。这些人口来源虽有土著，但主要是徙民。《汉书》及其他史籍中大量徙民实陵的记录均可证明。

另外，由于强干弱支的目的所致，陵县居民中虽然也有许多普通的土著居民和徙民，但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载，陵县中也生活着众多的高层人士。诸如关东六国旧贵族之后裔、汉初功臣、吏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以及高赀富人、民间豪杰等均被迁徙至此。

陵县人口众多，其中茂陵县的人口比京师长安都多！

二、陵县在重建关中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过程中的显著作用

西汉王朝设置陵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干弱支，加强中央集权。而以武帝为分界线，西汉王朝前后期强干弱支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有必要分别考察陵县在这两个阶段中，为加强中央集权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虽统一了天下，但以关东六国旧贵族之后裔为首的六国遗民却是潜藏在西汉帝国内部的一股可怕的离心力。如何迅速地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如何妥善地安抚这些六国遗民，这是关系到西汉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而陵县的创置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十分突出。

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以六国旧贵族后裔为首的六国遗民却是一股可怕的离心力！

而汉高祖刘邦除了在经济上优待这些被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六国遗民外（赐田赐宅），还在政治上给予这些陵县居民以极高的礼遇。例如不同于后世的惩罚性质，在西汉王朝初期，为皇室守陵往往是一种荣誉，而最先得到这种荣耀的除了汉初功臣外，就是这些原来的六国遗民了。

除此以外，西汉王朝为了表示对陵县居民的重视，他没有将陵县划分到上属之郡里，而是将其归于九卿之一的太常管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太常”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常主管祭祀工作，而陵县居民既然有着为西汉皇室”奉山园”的名义，所以他们自然要隶属于太常了。

陵县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管辖！

除此以外，陵县隶属太常还有更深的寓意。因为汉初的太常除了主管祭祀工作外，还主管文化教育及举荐人才之事。例如叔孙通当年制定礼仪有功，曾被任命为奉常，他随后举荐了诸多弟子，刘邦也照单全收，悉数拜为郎中（即候补官吏）；待至武帝时期，朝廷郎官的选拔、教育、补缺等事宜就均由太常负责了。

由此可以看出，西汉王朝将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和六国遗民安置于陵县，并任命太常总加管理，似乎颇有团结、教育及提供出路之深意。即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和六国遗民只要拥护西汉王朝之统治，接受西汉王朝之教化，并愿意为西汉王朝服务者，均能得到进入仕途、入朝为官的机会。

西汉王朝对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和六国遗民采取宽大为怀的优抚政策！

事实上，西汉王朝后来许多名臣均是出自原六国旧贵族之后裔或原六国遗民。例如冯唐本是韩、赵旧贵族之后裔，他被迁徙到安陵县后，文帝时曾将其拜为车骑都尉；再例如袁盎之父本是楚地的强盗，后来拖家带口地被迁徙到了安陵县了，最终袁盎在吕后时期曾成为吕禄的舍人（即门客），在文帝时期被任命为郎中，在景帝时期更是历任齐相、吴相、太常、楚相等高官；至于武帝时期被重用的六国旧贵族之后裔，最典型者莫过于田千秋了，他是昔日齐国田氏后裔，被迁徙至长陵后，最终出任了丞相职务。

总而言之，由于西汉帝王创置陵县，并给予六国遗民以妥善的安置，极高的礼遇，必要的教化，辉煌的前程后，终于使以六国旧贵族之后裔为首的六国遗民们在陵县中消饵殆尽。终汉之世，都没有发生过六国旧贵族之后裔的叛乱行为。

袁盎就是陵县居民的后代，后来在汉景帝时期受到重用！

不仅如此，这股可怕的离心力还逐渐转变为坚定的向心力，以六国旧贵族之后裔为首的六国遗民来到关中地区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转变成西汉中央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坚定支持者。例如景帝时，冯唐被任命为楚相，作为中央王朝派往诸侯国，挟制诸侯王的最高官吏而倍受信任；袁盎也曾先后担任齐相、吴相，而监视齐、吴二国。甚至到了吴楚七国叛乱时，景帝更对袁盎委以重任，令其和外戚窦婴一起全面解决叛乱问题。

除了这些陵县居民出身的朝廷重臣们极力支持中央集权外，广大的陵县徙民对吴楚七国叛乱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史记·袁盎列传》所记载的一样，当景帝派遣袁盎、窦婴出面解决七国叛乱时，”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这些”诸陵长者”即陵县居民中的豪强人物，而他们这些豪强其中就有不少都是当年的六国旧贵族之后裔。他们在西汉王朝生死存亡之际，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维护统一的中央王朝方面，不能不说是汉初统治者设置陵县安抚六国遗民政策的巨大成功。

由于汉初徙民实陵政策的成功使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大大强化。政治上，以陵县居民为主体的官僚集团逐步出现；经济上，以长安诸陵为中心的关中经济重心初步形成。因此，景帝时七国叛乱虽来势凶猛，但终究是以卵击石。七国叛乱的平息，标志着西汉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

七国之乱的平息，标志着西汉王朝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稳定的确立！

待至武帝继位以后，西汉王朝的内外形势已与汉初迥异。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的社会经济已完全得到恢复。关中再次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但是，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即中央集权国家与以豪强势力为代表的土地兼并势力的矛盾。

主父偃当年曾向汉武帝建议道:”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民众，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这表明汉武帝时期豪强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以致必须引起国家的干预了。

汉武帝时期的新矛盾是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国家赋税日益减少！

实际上当时除豪强地主外，宗室、权贵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无不兼并土地。例如武安侯田蚡名下田宅无数，但还贪心地要谋取魏其侯窦婴的几顷良田；再例如长安内史宁成被免官后，凭借当官期间积累的财富，迅速成为拥田千顷的大地主。由于土地兼并的大量存在，使很多国家的编户齐民变为达官显贵或民间豪强的私属奴仆，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西汉统治者又赋予陵县新的寓意，即汉武帝将徙民对象转变为吏二千石以上新的高级官吏及民间豪强。西汉统治者以陵县资格为诱饵，以赐钱、田宅为诱饵，并进一步为陵县居民进入仕途广开门路。但其真实的目的，却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打压豪强官吏，增加财政收入。

汉武帝采取徙民实陵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打压豪强和官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或许读者会有疑问，移徙新的达官显贵及民间豪强，如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呢？这是因为那些达官显贵和民间豪强们虽然可以在各地广殖地产，攫取财富，但一旦被迁徙，他们往往也只能带着浮财远走，而无法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带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

尤其是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压豪强，所以对豪强地主的迁徙政策往往是家迁而不是族迁。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武帝时与汉初不同，三辅人口渐已饱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迁可以使大量私属脱离豪强地主，而重新纳入国家版籍。这样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武帝、昭帝、宣帝三朝都曾实行过上述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说，陵县在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汉武帝的徙民实陵政策取得了很好地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

三、西汉陵县给西汉王朝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关中地区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汉败项羽，开创新朝都与关中地区密切相关。正如留侯张良所言:

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潜辘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正因为关中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以新晋崛起的西汉政权如何把残破不堪的关中地区重建为政治、经济中心便成为当务之急。陵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关中地区是以关中平原为基础的重要农耕区！

由于徙民实陵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咸阳和长安两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正如《西都赋》中所描绘的一样：

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美俊之域，献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

西汉统治者以为西汉皇室”奉山园”为条件，以高级阶层为主要对象，创造了陵县居民的资格。大批新旧高级官吏的入徙，以及大量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和豪强地主的入仕，使西汉政权出现了以陵县居民为中心的高级官僚集团。

由于徙民实陵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咸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两大城市群！

遍观《汉书》的人物列传，九卿以上的高级官吏，出身于陵县者不胜枚举，诸如田千秋、田蚡、张汤、袁盎、黄霸、萧望之、杜延年、朱博、王嘉等皆是陵县居民出身，而其他中下级官吏则更是犹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了。

甚至可以说，西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而关中的政治中心则在三辅，三辅的政治中心则在诸陵县。以陵县居民为主体的西汉高级官僚阶层，他们家居陵县，身处要职，国事、家事都与皇室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坚定支持者。

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关中，而关中的统治中心则在三辅，三辅的政治中心则在诸陵县！

西汉统治者不但以为皇室”奉陵邑”的方式创造了以陵县居民为主体的高级官僚阶层，而且还以同样的办法，为关中地区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大批劳动人口。这使得本已凋敝的关中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赞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作为西汉的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得以确立。而作为这个基本经济区的核心仍是以长安、咸阳为中心的这个城市群，它在西汉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只不过，徙民实陵的影响是复杂的，是有两面性的。它一方面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创造了政治、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某些否定这一制度的因素。

汉武帝之茂陵，现今已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来，关中地区本来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稿，殖五谷”的社会风气，这无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最理想的风俗和最安定的社会秩序。

但伴随着迁豪徙民政策的实行，伴随着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身份的徙民的流入，这很快就使得关中地区成为”五乡杂膺，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偕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的奢靡地区。

面对风俗大变的关中地区，本地百姓本就有些无所适从，然而又因为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各种身份人物的聚会，这使得关中地区的奢靡风气进一步强势骤起。富商大贾活动猖撅，普通百姓舍本逐末，封建等级秩序遭到削弱，社会秩序也为之混乱，这往往会严重削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根基。

关中地区很快就成为盛行奢靡风气的地区，社会秩序也为之混乱！

结语

郡县制本来就是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诞生的。而陵县则是西汉统治者为了这一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为特殊身份的徙民而设置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县。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族宗法组织长期存在。受其制约，”国”与”家”，”皇权”与”父权”是相通的。数以万计的以宗法关系凝聚在一起的家族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政权基础。皇权就是这种政权与族权加之神权在最高层次上的统一。

刘邦以”汉王”而得天下转变为”汉皇”，这使得他从一方诸侯转化为全国的最高主宰—皇帝。而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君主专制，他就必须得到大多数父家长的支持。陵县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建立的。

在家族宗法观念极强的西汉社会，能为汉皇守陵，无疑是一种极高的礼遇。而西汉统治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心理而创置了陵县。汉初功臣作为各个家族有代表性的家长，自然享有这种殊遇，而六国旧贵族之后裔虽然在政治上已丧失了统治，但是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并未被打破，他们作为父家长的资格依然存在。他们的这种资格能否被承认，也就最终决定了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向背。

因此西汉统治者对他们的安置十分审慎，除经济上予以妥善安置外，政治上也并不打破他们的血缘宗族，特地允许他们举族迁往陵县。这在政治上，无疑是对六国旧贵族之裔作为父家长权力的承认，六国旧贵族之接受这一现实，也就表明了他们对刘姓皇权的拥戴。这样他们也就自然可以分享西汉的政治权力，西汉王朝吸收大批六国旧贵族之后裔参加政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皇权与父权是相统一的，但依附于皇权之下的某些父权的过于强大，也可能产生不利于皇权的某种离心力。汉武帝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豪强宗族日益强大，造成了移徙重点的转移。对民间豪强虽仍以赐钱、赐田宅，并以为汉皇守陵为旗号进行迁徙，但这种迁徙终难为豪强所接受。正如元帝罢陵县诏中所说的一样: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陵墓，破产失业，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动摇之心。

显然，这种迁徙呈现了明显的惩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种迁徙是以大量的不动产丧失为前提；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种迁徙是以打破豪强的宗族，否定他们的父家长地位为依据。所以必然遭致反对。

受封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元帝时期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膨胀，豪强宗族势力进一步发展，而且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使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宗族势力更加强大，因而以摧抑兼并，破坏宗族为目的的陵县也就遇到朝廷内外的非议，终于以皇权的削弱，陵县的废止而告终。